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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生忍辱负重的陆逊，在一连串政治打击面前，终于没能挺住，最终忧愤成疾，含恨吐血而亡，时年63岁。陆逊死时，家无余财，长子陆延早亡，次子陆抗袭爵。陆抗亦有大将之才，曾任大司马，是吴国后期最著名的将领。陆抗之子陆机是西晋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，与其弟陆云并称“二陆”。

    在与主公孙权存在严重治国理念分歧的情况下，陆逊屡次选择了坚决抗争，以至于付出生命的代价。这种行为看似违背了他一贯隐忍谦逊的性格，其实正是他一生忍辱负重，以生命捍卫自己所坚持的儒家政治理念和正统观念的表现。这是一个虔诚的儒生的坚持，也是汉魏之际儒学之士忠义的本质，至于是对还是错，只能任由后人评说。

    7.  以严见惮

    孙权向来以善于用人著称，可是在他手上也有例外，陆逊当上丞相不到一年，就被孙权活活气死。不管怎么说，陆逊一生都得到了重用。最冤的是张昭，作为孙策的托孤重臣，终其一生，连丞相都没有当过。想当年孙策猝死，18岁的孙权接手的是一个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江山，是张昭替他挡住了所有的风雨，撑起了摇摇欲坠的天空。那么，为什么在孙权称王之后，张昭却备受冷落呢？这后面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？

    张昭（156—236年），字子布，徐州彭城人，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人。他出身士族，从小就爱学习，博览群书，还擅长隶书。20岁的时候，因为文才过人，被荐举为孝廉。后来徐州刺史陶谦举他为茂才，他没有应征，陶谦大怒，把他抓了起来，幸亏朋友相救，才免了牢狱之灾。徐州待不下去了，张昭就南下来到扬州，正赶上孙策初创基业，招揽人才，将他招了进去。张昭凭借出众的文采、端正的品行和优秀的办事能力，成为孙策的股肱大臣。孙策临死的时候，就把辅佐孙权的任务交给了他。

    孙权上台之初，张昭依然很受重用，孙权每次出征，都留张昭镇守后方。然而后来，事情开始有了变化。孙权对张昭依然很尊重，给他的待遇也很优厚，但就是不对他委以重任。

    前面我们讲过，孙权喜欢打老虎，张昭认为为人君者应该驾驭英杰，而不是猛兽，就像叔叔教育侄子那样毫不客气地将孙权数落了一顿。这件事可以代表张昭对孙权的态度。在江东集团中，张昭一直以托孤重臣的面孔出现，动不动就对孙权摆出威严长者的姿态。后来孙权羽翼丰满，早已不再是那个哭着不见臣子的少年了，张昭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。

    孙权称吴王后，有一次在武昌钓鱼台（此武昌是今天的湖北省鄂州市）大宴群臣，在座的人都喝得东倒西歪，孙权酒劲发作，就让人往群臣的脸上洒冷水，让他们醒过来再喝，还吆喝说，今天非要喝得有人从钓鱼台上掉下去才行。张昭听了这话，脸就冷了，什么话都不说，站起身来就向门外走。孙权一见，连忙追出门去问张昭，今天晚上不是挺开心的吗？为什么生气啊？张昭就没好气地说，开心？当年纣王把酒糟堆成山，把美酒灌进池子，天天喝酒也很快乐。孙权听他拿自己与纣王比，自然不高兴，但他说的不无道理，只好说，那好吧，大家都散了。

    若是小事上固执己见也就罢了，张昭在重大政治决策上也总是与孙权相左。赤壁之战前，张昭就带头提出，向曹操投降称臣。平心而论，张昭主张讲和，是从大局出发，如果曹操早日统一江山，天下也将早日安定。然而，孙权当然不愿意将父兄开创的基业拱手相让。孙权称帝后，还念念不忘旧事，对张昭说，如果依了张公您的计策，我今天就在要饭，还说什么当皇帝！

    然而张昭还是改不了自己的倔脾气，还是免不了在重大问题上和孙权作对。

    嘉禾元年的时候，辽东太守公孙渊装模作样地来向吴国称臣。外邦人来称臣，让孙权着实过了一把做皇帝的瘾。孙权非常高兴，就封公孙渊为燕王，还要派一万士兵带着礼物去封赏公孙渊。在座的群臣都不同意，认为公孙渊是个小人，今天降魏，明天降吴，反复无常，没什么诚意，我们派个使节给他送点儿钱，意思意思就够了，用不着封他为王，更用不着派一万人去封他为王。孙权正在兴头上，哪里肯听。张昭就出来相劝，张昭劝一句，孙权就驳一句，驳着驳着孙权就恼了，最后他忍无可忍，把刀拔出来说，张公，我们吴国的士人进宫拜朕，出宫就拜你，朕也算给足你面子了，可你从来不给朕面子，每次都当着众人顶撞朕，今天我可是要犯错误了。意思是，我可是要杀你了。张昭静静地盯着孙权看，然后说，陛下，老臣何尝不知道这话不当说，可是为什么还要说呢？实在是因为太后临终嘱托，言犹在耳啊。说完这话，张昭老泪纵横，孙权把刀一扔，和张昭抱头痛哭。

    但孙权哭过之后，还是我行我素，将人派到辽东去了。张昭一气之下就不再上朝，孙权一看，不上朝是吧？成全你！派人用土把张昭家的门给堵起来。张昭也犯了倔脾气，你会封门我不会封吗？也在里面用土把门塞得严丝合缝。

    后来孙权派到辽东的使节被公孙渊给杀了，孙权这才后悔没听张昭的，几次让人请张昭来上朝，张昭气还没消，就是不去。孙权只好借一次外出的机会去看他，在门外喊张昭，张昭躺在床上装病，不理。孙权一怒之下，就让人放火烧张昭家的门，要把张昭烧出来。张昭躺在床上纹丝不动，让他烧，孙权只好喊快灭火快灭火。张昭的儿子在旁边看不过去了，总得给孙权一个台阶下，就用担架把张昭抬出去，跟着孙权进宫。进宫后，孙权又作了深刻检讨，这事才算了了。

    孙权常对人说，我与张公说话，都不敢随便妄言。张昭的耿直激烈，让孙权忌惮到如此地步。当孙权立丞相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猜测这位子非张昭莫属，可孙权没有立张昭，而是立了一个叫孙邵的人。孙权当时的解释是，现在是多事之秋，丞相的工作非常繁重，张公一把年纪了，我怎么忍心让他操劳呢？

    后来孙邵去世，大家都推荐张昭当丞相。孙权又不同意，让顾雍当了丞相，张昭也永远地失去了当丞相的可能。孙权称帝以后，张昭就写了个奏表说，自己身体不好，申请退休，将所有的职务和权力都交出去。孙权挽留了一番，就让张昭退了。此后张昭就离开了吴国政治中心，一心在家著书立说，写了《春秋左氏传解》和《论语注》。

    张昭退休之后，有一回孙权有事去找张昭。张昭一见孙权来了，本来是跪坐在席位上的，马上就避席，避席是一种表示尊敬的礼仪，孙权也赶紧跪坐下来。坐定下来，张昭就说，想当年，恒王和太后，也就是孙策和吴夫人，他们可是把你交给老臣我，而不是把老臣我交给你。这句话点明了孙权和张昭两人到底谁归谁管。张昭继续说，可惜老臣这个人不识趣，不会说话，不讨人欢心，所以现在受了冷遇。老臣以为这辈子就此老死了，没想到陛下还来看望老臣，即便如此，老臣的性格还是不会改的，老臣还是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让老臣琢磨别人的心思说讨好别人的话，老臣做不到。孙权也只好笑笑说，随便张公了。

    这就是张昭！耿直刚硬的性格至死不改。

    在《三国志》中，陈寿曾评价张昭：“以严见惮，以高见外，既不处宰相，又不登师保，从容闾巷，养老而已，以此明权之不及策也。”陈寿以张昭的不被重用来说明孙权没有孙策大度容人，但“以严见惮，以高见外”也说明了在整个事件中张昭自身的原因。先不议论张昭的曲直，只需要与下一节将要介绍的东吴重臣顾雍作一下对比，一切自然分明。

    8.  温雅君子

    顾雍和张昭同为东吴前后相继的辅国重臣，他们的性格中有着相同的地方，比如都耿直刚正，自律甚严。然而由于表现方式的不同，竟产生了天地之别，其中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。

    顾雍（168—243年），字元叹，吴郡人，今天的江苏苏州人。顾姓名列吴郡四大家族“顾、陆、朱、张”的首位，是江南的名门望族。

    当时东汉著名的文学家、书法家蔡邕南下避难，顾雍的父亲就让儿子拜他为师，学习弹琴和书法。顾雍才思敏捷，心思沉静，艺业日进，很为蔡邕赏识。蔡邕就将自己的原名“雍”赠送给这位弟子，因为受到老师的赞叹，所以顾雍的字就是“元叹”。

    受到老师的赞誉，再加上本人修养出众，顾雍在20岁这年被举荐为合肥长，后来又历任娄县、曲阿、上虞等地的地方官，在这些地方都建树了良好的政绩。公元200年，孙权兼任会稽太守，就让顾雍担任会稽丞，将一应事务全权交给顾雍处理。顾雍不负重托，将各项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会稽境内安宁富足，人心归附。

    顾雍凭借自己的实力，逐步进入孙权的政权中心，先担任大理奉常，兼领尚书令，封阳遂乡侯。黄武四年，又进封醴陵侯，代替孙邵，当上丞相，直到逝世。

    以上的两段文字用四个字便可形容，那就是“仕途顺利”。东吴才华高妙的人有不少，比如张昭、陆逊等人，但像顾雍那样一生仕途亨通、善始善终的人屈指可数。顾雍赢得这一切，凭借的不仅是自己的才华，也不仅是出身家门，而是人格魅力。

    和张昭一样，顾雍内心刚直，自律很严，孙权就曾经说过“顾公在座，使人不乐”。孙权喜欢饮酒，常常和一帮臣子饮酒作乐，顾雍不像张昭那样对他进行疾言厉色的批评，而是和众臣一起端坐席中，却滴酒不沾声色不动。然而，这种沉默的震慑力远远大于张昭的厉声批评，在座的人包括孙权看着顾雍就不敢放肆，生怕酒后失态，被顾雍责备。所以，孙权说“顾公在座，使人不乐”。

    然而饶是顾雍如此严正，并没有让孙权“以严忌惮”，反而心甘情愿地将重任托付于他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    顾雍在丞相任上时，常常到民间查访，有了政务上的建议，就秘密地向孙权呈报。如果被采纳，就归功于孙权；如果不被采纳，也绝不声张。

    顾雍有着自己的原则和棱角，但他用深厚的涵养将自己的棱角包裹起来，他的棱角依旧分明，并且明确地指示着自己的方向，却不会锐利到伤害他人。这就是顾雍和张昭的区别，这种区别根本上的原因在于，顾雍用心为他人考虑，懂得尊重别人，也相应赢得了别人的尊重。

    顾雍行事低调，不喜张扬，他封侯的事连家人都不知道，后来家人从别人口中得知此事，还大吃一惊。这种性格表现在日常生活中，便是温和沉静，沉默寡言。古人有“静生慧”一说，宁静澄澈的水面能够清晰得倒映万物，沉静安宁的心境可以洞察世间百态，因而孙权又评价他说：“顾公不言，言必有中。”

    孙权凡有悬而不决的事都爱找顾雍拿主意，派人向顾雍咨询事情是否可行。只要顾雍感觉靠谱，他就会和颜悦色地请来人吃饭，和他商量怎么具体操作；如果感觉不合意，顾雍就正色敛容，默不作声。时间久了，孙权就知道他的习惯了，跟身边人说：“顾公欢悦，是事合宜也；其不言者，是事未平也，孤当重思之。”后来，他干脆就不问派去的人，顾公同意不同意这个意见，而只是问，顾公请你吃饭了吗？

    公元233年，公孙渊向吴称臣。孙权大喜，打算派一万多将士带上大量奇珍异宝前去辽东封赏公孙渊。大臣们纷纷劝谏，张昭甚至与孙权争得面红耳赤，孙权最终仍然坚持了自己的主张。不过，孙权也略略作了折中，降低规格，减兵减物，这些折中，不是因为张昭大声吵嚷，而是因为看到顾雍在朝上默然不语，知道“事未平”。

    有一回在朝上，孙权询问朝政得失。张昭就趁机把他收集到的意见一一陈述，比如认为法令太烦琐，刑罚太严重等。孙权听后，没有表态，而是回头问顾雍：“您认为怎么样？”顾雍回答说：“我所了解的情况，和张公所陈述的一样。”孙权这才重新审定法律条款，减轻了刑法。

    顾雍肯于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，不独对孙权如此，对敌人也不例外。孙权晚年昏庸，宠信奸臣吕壹，吕壹就仗势滥用职权，迫害群臣，就连顾雍也被他栽赃陷害过。后来孙权在众人的苦谏之下，终于悬崖勒马，追查吕壹的罪行，吕壹一案由顾雍审理。审理完后，顾雍还心平气和地问这个迫害过自己的犯人：“你还有什么地方要为自己辩护的吗？”吕壹伏地无言。这时，有一位尚书怒气冲冲地上前痛骂吕壹，还要往他脸上吐口水，顾雍见状就说：“国家有法律处置他，何必这样呢？”

    顾雍对外人宽宏大量，对家人的要求却很严格。有一次孙权出嫁一个侄女，宴请了顾雍祖孙三人。宴会上君臣欢洽，顾雍的孙子顾谭多喝了几杯，就站起来跳舞，跳得无休无止。孙权在旁边看着，也高兴得呵呵大笑，顾雍心里恼怒，却隐忍不发。第二天，顾雍把孙子叫过来，坐在床沿上说：“君王以忍辱负重为德，臣下以恭敬谨慎为节，当年萧何、吴汉都立有大功，但是见到皇帝都不敢说话，你对国家有什么汗马功劳吗？不过是依靠祖辈的功劳而被重用，因何舞得如此得意忘形？虽说是喝了点儿酒，其实还是恃恩忘敬、谦虚不足的思想作祟，看来败坏家族的人必是你了！”说完，就躺下向着墙壁而卧。顾谭后悔莫及，忐忑不安地站在榻前，罚站了两个小时，才被祖父遣走。正是这样严格的管教，使得顾雍死后，他的子孙没有步上周瑜、全琮子女的后路。

    顾雍担任丞相长达十九年，他一片公心，从不以个人喜好、恩怨去选择官员，而是尽力将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职位上，一旦委任后，便会全心全意地信任他们，让下属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。他还时常亲自在民间走访，探询人民的疾苦，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改进办法。十九年的精心辅佐，让吴国得到了全面的兴盛和繁荣，被人称为“东吴名相”。

    公元243年，76岁的顾雍病倒了，孙权命名医赵泉前去为他诊治，诊治完后，赵泉却不告诉顾雍他的病情。不久，孙权就拜顾雍的次子顾济为骑都尉，顾雍得知后，便明白自己将不久于人世。他对家人说：“赵泉善于辨别疾病，主上这样安排，一定是因为我的病治不好了，他想让我亲眼看见顾济被授官。”果然，几天后，顾雍溘然长逝。

    顾雍死后，孙权素服凭吊，后又下诏称颂顾雍：“至德忠贤，辅国以礼。”

    梭罗说：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质，正如果实上的粉霜，唯有用最轻柔的守法才能完好地保有它们。然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最鲜见的便是这柔情。

    在顾雍的身上，便存在这种美好的轻柔的品质。美好的品质无一不是内心抵达一种境界后的自然流露。顾雍之所以能够设身处地地尊重别人，是因为他从小就具备一颗宁静敏捷的心，善于理解别人，体察别人的喜怒哀乐，从而有了悲悯之心，尽力避免任何伤害他人的可能。

    这种美好的品质仿佛质感柔弱，不够坚硬，却最具穿透力。脚踹打不开的门，温和的敲门声却可以轻易打开。张昭的疾言厉色孙权视若无睹，顾雍的默默一低头却让孙权心领神会。

    9.  孙权称帝

    公元220年，曹丕称帝。半年之后，刘备又称帝。按说孙权早已坐稳了江山，也该顺势跟在后面称帝了，可是孙权一直拖到八年后才登基称帝。孙权当然是非常想当皇帝的，那么是什么导致他按捺住性子足足地等候了八年呢？

    在三国之主当中，曹操是一个时代的反抗者，他挟持皇帝，以皇帝的名义去统一天下，虽然看起来很美，却以叛臣贼子的角色被正统人士所唾弃。刘备以汉朝继承人自居，自始至终又坚持讨伐曹魏的立场，成为正统的代表者。而孙权夹在其中，形象相对模糊，他既不是逆臣，又不是正统，他从来都没有提出过明确的政治主张，所以他既缺乏曹魏以皇帝名义横扫九州、统一**的霸气，又缺乏刘备讨伐曹操、恢复汉朝统治的志气。内在气势是一个人精神的脊梁，当一个人缺乏内在气势的时候，他的安全感必然会相对薄弱。事实上，孙权的前半生一直处在安全感匮乏的状态中，他曾经给群臣下了一道命令，这就是存不忘亡，安必虑危，还一再提醒他的将领们，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身佩刀剑，带上随从。

    晋代文学家傅玄曾经评价过孙策和孙权，他认为孙策“明果独断，勇盖天下”，敢作敢为，而孙权则“乘间伺隙，兵不妄动”。

    安全感缺乏的一个表现就是军事上的投机主义，孙权绝不会像刘备那样倾全国之兵，兴师动众讨伐别人。事实上，他从不轻易用兵，他总是在找空子，比如趁诸葛亮几次北伐的时候，对曹魏动兵，但他绝不拼命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跑，所以孙权打的败仗少，胜仗也不多，基本能保持江东安宁。

    孙权在魏蜀之间左右徘徊，看似没有定数。赤壁之战，孙权和刘备结盟，还将妹妹孙尚香嫁给刘备，但没过多久，孙权就把妹妹接回来，还趁关羽大战襄阳的时候，在背后捅了他一刀，使吴蜀联盟破裂。夷陵之战后，孙权又主动向蜀汉投去了橄榄枝，诸葛亮北伐的时候，他还作势同时出兵曹魏，配合诸葛亮，当然后来看曹魏不好对付，虚晃一枪就撤军了。对待曹魏呢，赤壁之战的时候，孙权拔出刀来剁掉案角，表示与曹操老贼势不两立，然而襄阳之战，又主动向曹丕称臣，两家互通婚姻。

    孙权忽而联合刘备，忽而又袭击刘备，忽而投降曹操，忽而又抗击曹操，将两方面弄得晕头转向。其实他自己无比清醒，他不愿意让曹刘任何一方力量过于强大，具备吞没自己的能力，他就像一个砝码一样，左边重就挪到右边，右边重就挪到左边。当曹操力量强大的时候，他就联合刘备攻打曹操，刘备势力起来的时候，他就伙同曹操收拾刘备，以此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三国的平衡。

    夷陵大战后，孙权和曹丕翻脸，他便改了元年为黄武。当时曹丕的年号为黄初，刘备的年号为章武，孙权从他们两家的年号里面各取一个字，组成自己的年号，这就表明了孙权的思路。

    建安二十五年，曹丕称帝，改元黄初；第二年四月，刘备也称帝，改元章武。这时候，孙权本来也是可以跟着称帝的，但他没有跟风，反而跑去向曹丕称臣。孙权向曹丕称臣的原因，他派去曹魏的使者赵咨讲得很清楚。

    赵咨出使魏国，向曹丕传达了孙权向他称臣的意思。曹丕就问赵咨，你们吴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赵咨就说，是一个聪明仁智雄略之主。曹丕就问此话怎讲，你给解释解释。赵咨就说，纳鲁肃于凡品，发现了鲁肃这个看似普通的人，这是“聪”；把吕蒙从行伍中提拔起来，这是“明”；俘获了魏国大将于禁，却把他送回来，这是“仁”；不动杀伐就攻陷荆州，这是“智”。说到雄略，赵咨解释说：“据三州虎势天下，是其雄也，屈身陛下，是其略也。”

    赵咨的话说得很清楚，孙权本是虎视天下之人，现在不过因形势所迫，才俯身称臣，说到底，称臣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。为了夺回荆州，孙权杀死了关羽，刘备必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，如果刘备打孙权的时候，曹魏再跟着落井下石，东吴必然会全军覆没，所以孙权加紧做着各项准备工作，交好曹魏，解除后顾之忧。

    黄武二年，东吴的群臣向孙权劝进，请他登基称帝，孙权依然没有称帝，他的说法是，大汉王朝如今衰落到如此地步，我作为汉臣，不能为汉朝尽心尽力，已经感到非常愧疚了，又哪有什么心思称帝呢？当然，谁都知道，这话也就是个门面话，孙权的群臣自然不会当真，就继续劝进。孙权这才讲了实话，他说，上一回他们两家称帝后，我本来也可以称帝的，可我为什么要向曹丕称臣呢？因为刘备四月称帝，之后就气势汹汹地打过来了，那时候寡人也听说北方愿意支持我们一把，当然了，他们说是支持其实是要挟我们。如果我们不听他的，那么刘玄德从西边发兵，曹丕从北边发兵，那寡人不就受不了了吗？寡人只好忍气吞声，向曹丕称了臣，但是大家看看，我现在不是又和他翻脸了吗？

    孙权解释了上一回没有称帝的原因，却没有解释这一回为何不称帝，事实上，该表达的也表达清楚了。上回和刘备翻脸后，担心两家联合起来对付自己，尚不敢称帝，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呢？自从黄初三年，陆逊在夷陵大败刘备，孙权对曹丕就不那么恭敬了，不仅不按曹丕要求将自己的儿子送到北边当质子，连曹魏派来的使者都不接见了。曹丕大怒，领兵来打孙权，虽然后来曹丕撤军了，但两家的梁子已经结上了；而蜀汉那边，刘备新死，吴蜀的疙瘩还没有解开，这回孙权是将两边都得罪了，他就更加不敢称帝了。

    不过不久，情况便又发生了变化。黄初七年，魏文帝曹丕病逝，传位于平原王曹睿。孙权最怕曹操，也很忌惮曹丕，但对曹睿并不放在眼中。而蜀汉那边，掌权的人换上了诸葛亮，诸葛亮一接班就派遣使者到吴国，恢复了吴蜀联盟。孙权终于安心了，他甚至兴致勃勃地和诸葛亮派来的使者商量，我们把曹魏的地盘给分了吧。看来，半生不得安全感的孙权在获得安全感的同时也恢复了幽默感，充分发挥了类似“画饼充饥”的喜剧天分，和蜀国使者把曹魏的地盘给预分了：豫州、青州和幽州归东吴，兖州、冀州、并州、凉州归你们蜀汉，还剩下个司州，两家一家一半。公平吧？！

    解除两大忧患后的公元229年，孙权在武昌称帝，改元黄龙。黄武变成黄龙，忽悠黄初、章武两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现在孙权已经翻身飞跃龙门，成为真龙天子了。

    孙权确实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，也没有曹魏的霸气和蜀汉的志气，但他有的是对自己的了解。没有人比他更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，适合做什么样的事。他知道自己首先得是守成之君，然后才能成为开创之帝。无论是左挪右动也好，徘徊观望也好，他必须尽全力保持大局的平衡，以此保持自己的安稳，在此基础上，才能进一步考虑开拓和创新，这大概是东吴的政权比蜀汉多延续了十几年的一个原因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有自知之明的人，至少不会做一个失败者。

    10.  屯田航海

    夷陵大战重新划分了三国的疆界，吴蜀联盟的重建使三国力量再次达到平衡，三国鼎立局面进入一个全新的相对稳定的时期。在这段时期里，孙权理智地将主要精力用在开发江南、发展农业和运输经济上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早在夷陵之战以前，吴国的骆统就曾上书给孙权，说繁重的征役和赋税使农田荒芜，军民俱困，民间百姓和屯田穷兵生了孩子却无力养活，这样的恶性循环会导致珍贵的人力资源大量流失，社会难以向前发展。骆统因此奏请孙权寻求解决之计，使剩下的人民有个活路。骆统的奏言切中时弊，孙权深受触动，于是就致力于以屯田的方式发展生产，富国强兵。

    吴国的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，设典农校尉、典农都尉、屯田都尉等职官进行管理。屯田的兵平时种田，战时打仗，屯田的农民只需种田，免除民役。吴国很多地方实行屯田，屯田的军民则多少不等，皖城的屯田基地有数千家屯兵，而毗陵的屯田农民则有男女数万口。总体来说，东吴屯田的规模可观，而且采用了牛耕的先进耕作技术。

    公元226年，陆逊认为自己的驻地军粮不足，便上表请求令士兵就地屯田。孙权认为这主意很好，不仅同意了陆逊的提议，还将驾车的牛改为耕牛。孙权本人和儿子还下地耕作，以此鼓励士兵屯田。

    为了满足农田用水，孙权还注意兴修水利。他在公元230年修筑东兴大堤，将巢湖水截流用于灌溉。公元250年，他又修建了堂邑涂塘(今天的江苏**县互梁堰)，还开凿了几条运河，既方便了内河航运，又可作灌溉之用。

    此外，孙权还多次调整赋税，夺取荆州后，曾尽除荆州人民的租税，还下令诸将要居安思危，加强武备，崇尚节俭。

    为了适应长江水战和江海交通的需要，孙权还大力发展造船业。他专门设置官员，监督工匠和罪犯造船。吴国的船最多可达七帆，吴人万震在《南州异物志》中记载，当时的多帆船可以通过斜移帆面到合适角度的方式充分利用风力。这种方法使帆船在行驶的过程中不惧风浪，速度迅疾，至今还在现代的木帆船上使用，可见当时东吴造船技术的高超。

    有了理想的江海交通工具后，东吴便扩大了对外联系的范围。公元230年，孙权派遣将军卫温、诸葛直率领一万士兵，乘船前往夷洲和亶洲，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岛和日本。由于亶洲太过遥远，无法到达，卫温一行人只到了夷洲。据《三国志》记载，卫温一行在台湾停留了将近一年，带去的士兵水土不服，多染疾病，死者十有**，虽然俘获了数千夷洲土著，却得不偿失。但这次探险让吴国人对台湾有了初步了解。吴国丹阳太守沈莹曾在《临海水土志》中对夷洲进行了记载，他说：“夷洲在临海东南，去郡二千里，土地无霜雪，草木不死，四面是山，众山夷所居。”沈莹笔下夷洲的方位和气候都与台湾的情况相符。书中还描述了夷洲的物产，以及山夷居住、饮食、嫁娶、穿耳、凿齿、猎首等习俗，这些情形都可以在明清人关于台湾的著述里得到印证。只是《临海水土志》说到的山顶越王射的之白石，在明清时代的台湾已无迹可寻，湮没在久远的年代中了。又说到山夷处于石器时代，使用青石做成的箭头、刀斧等。这种情形在明清时代的台湾也消失了，这是由于台湾番族已走出石器时代。

    孙权时代的夷洲之行虽然没有收到具体的效益，但它书写了祖国大陆与台湾最初的交往史。从这点来看，具备伟大的历史意义。

    台湾之外，孙权还进一步巩固了对交州的统治，积极派人与海外的扶南(今柬埔寨)、林邑(今越南南方)诸国建立了友好关系。以后，又派交州刺史出使南洋诸国，与印度建立了联系。

    在孙权统治吴国的时代，吴国无论是对内经济发展和对外航运联系都得到了长足发展。然而，到孙亮（252年—257年在位）、孙休（258年—263年在位）以后，特别是孙皓（264—280年在位）统治的时期，军民备受盘剥，苦不堪言，吴国经济日渐凋敝。

    孙休统治时期，有五口男丁的吏家就有三人在外服役，其余二人照旧缴纳限米，连孙休都感到役税太苛重，所以下诏削减一人服役。吏家尚且负担如此苛重的兵役徭役，自耕农户和屯田兵民家里的情况只会更坏。

    孙休之后的孙皓是著名的暴君，他的法律更加严苛，赋税更加沉重。吴国人民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面有菜色，屯田军民大批逃亡。吴国的屯田渐被破坏，日趋衰落。

    此外，孙吴将领通过世袭领兵制，控制士兵和屯田农民，使许多屯田土地转入私家之手。吕蒙攻克皖城有功，孙权就将浔阳屯田三百人赐给了他。这些情况也加剧了屯田的衰落。在晋朝进攻吴国之前，吴国的经济、政治已经在内部逐渐崩溃。

    魏、蜀、吴三个国家，魏国的经济最为强盛；蜀国虽然地少人稀，但在诸葛亮的治理下井然有序；吴国的经济最不堪一提，尤其在孙皓统治时期，不待魏国来伐，内部已经自行溃败。经济上强大的国家，在政治上也是强大的，排除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因素，排斥经济作为政治基础的因素，不得不承认的是，在人生的大判断上，其实大同小异。所以，能够将一件小事认真做好的人，必然也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好人生大事。能够在一件事情上表现卓越的人，在其他事情上也不会表现太差。      笔趣阁手机端    http://m.biquwu.cc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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